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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禁讓人聯想起前一段時間浙江平湖、江蘇南通接連出臺的對接上海新政策。今年上半年，浙江平湖出臺《2017年接軌上海工作實施方案》。該方案不僅凸顯瞭實施接軌上海首位戰略、加快與滬同城步伐等目標取向，而且細致提出通過交通網絡、公共服務、平臺合作的一體化建設，以實現在產業項目、科技、人才、旅遊、農產品供給等方面與上海更深度融合。江蘇正式批復的《南通建設上海大都市北翼門戶城市總體方案》則強調，南通市要形成“三港三城三基地”全市域對接服務上海的空間格局。
上述行為的主體雖然有所不同，但背後都體現出長三角城市之間融合發展的積極動能，以及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動向。
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傢，我國的物理空間和人口規模遠超絕大多數國傢。與此同時，這種大國特征也導致我國的經濟發展面臨著獨特的約束條件、目標指向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不同區域間存在著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難題。考慮到區域落差擴大通常伴生著經濟和社會治理風險增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推動經濟總量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始終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放在突出位置。
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毫無疑問，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踐行這些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此前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依靠統籌兼顧實現科學發展觀。其中，統籌地區發展正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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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存在以人均GDP 落差為標度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作為對這種結構性問題的回應，我國在不同時期實施瞭若幹重大戰略，以平抑地區板塊間的發展差距。例如，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和東北振興戰略等。這些戰略以中央政府的縱向基礎設施投入、財政轉移支付以及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對口援建等為主要支柱。從實踐效果來看，相關舉措對抑制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擴大起到瞭積極作用。
然而，區域協調發展是一個內涵豐富、指向多元的概念。它既表現在東中西部等地區板塊之間，也表現在特定板塊內部的不同城市之間； 既表現為不同發展水平地區間的增速趨同，也表現為相似發展水平地區間的結構互補； 既表現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縱向強力推動，也表現為不同地區因共贏而自發實施的橫向融合。
尤其是，在市場化改革深入推進的背景下，商品、要素打破行政壁壘，在不同地區的流動性迅速增強，技術、制度創新在不同地區的擴散性顯著提高。不同地區因微觀經濟主體的資源優化配置而緊密連接起來，進而形成瞭資源互通、優勢互補、分工深化、產業交錯、收益分享的新型區域經濟格局。這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指向，並折射出區域協調發展的強大內在驅動邏輯。
此外，區域協調發展，不僅需要中央層面的理念指引，也需要不同地區的實際行動和具體操作。就此而言，近期上海周邊等地主動接軌上海的行動，具有重要的信號功能。這些區域性實施方案、對接具體行動的密集出現，契合瞭體制改革深化的制度背景，豐富瞭區域協調發展的實現機制，並很可能暗示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實踐開始步入新階段、新格局。
更多來自於市場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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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能否找到適合自己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模式，對於長三角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從這個角度看，平湖、南通等地主動接軌上海，有著重要的案例意義。它們體現瞭長三角區域聯動發展的內在生機，展示出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內涵的豐富性以及實現機制的多樣性。
一方面，長三角以上海為“龍頭”，但整體發展水平都比較高。平湖、南通和上海在我國均屬於經濟發達地區，其人均GDP的落差相對並不顯著。2015年，這三個城市的人均GDP 分別為9.87萬元、8.42萬元和10.31萬元。在此背景下，平湖、南通接軌上海更多的不是基於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而是基於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的優勢互補。
例如，平湖在全面接軌上海的方案中，強調瞭農產品供給和農業功能拓展對上海居民消費溢出效應的承接；南通則在“全要素對接、全方位服務”的理念下，強調以現代先進產業協同發展基地、文化休閑度假基地、優質農副產品市場服務保障基地作為對接上海的主要抓手。這些都體現瞭對上海產業梯度轉移加速、文化休閑需求激增等發展態勢的研判。
另一方面，平湖、南通全面接軌上海發生在不同城市的橫向關聯層面，體現出對長三角協調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國傢戰略部署的積極回應。從本質上看，這種回應動力更多地來自於市場驅動的邏輯。
在改革開放已推進到近40年的特定時期，上海及平湖、南通均擁有各自的優勢，也面臨不同的挑戰。例如，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能級不斷提升，但日益面臨營商成本走高的壓力；平湖、南通具有土地等要素供給的相對優勢，但需要在市場拓展、技術創新等方面培育新的發展動能。不是主要依靠縱向的地區間資源再配置，而是更多依靠鄰近地區間的功能錯位和產業互補來實現共贏發展，正是平湖等地接軌上海以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指向和重要動力。
立足於市場驅動邏輯來理解平湖等地接軌上海，不完全指對接主體是企業，而是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接軌方案，鮮明地體現出對市場格局變動適應調整、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選擇積極反應的傾向。事實上，在平湖、南通等地宣佈全面接軌上海方案之前，上海及其鄰近地區之間的商品要素流通就已經發生，技術制度創新的擴散效應也長期存在。
例如，上海有企業基於對營商成本和贏利能力的審慎權衡，將產業鏈中的生產制造環節梯度轉移到周邊地區，但電話號碼仍保留在上海區段；上海居民短途休閑體驗常常選擇周邊的江浙作為目的地，等等。這些都意味著，上海與鄰近地區的區域協調發展，並不起始於或導源於近期的全面接軌方案。但也要看到，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平臺，平湖等地政府出臺的全面接軌方案及其具體實施，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加快長三角板塊內部的市場驅動型區域協調發展的進程。
erp系統 平湖、南通的全面接軌上海方案，突出瞭基礎設施對接、市場規則對接以及社會服務對接，致力於通過技術和制度設施來形成良性的市場秩序，擴大微觀經濟主體的選擇空間，降低商品和要素市場的交易成本。可以預計，它會對上海和鄰近地區的市場拓展、要素流動、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不同區域在更高水平的協調發展，產生顯著的積極作用。
激勵各地提高制度質量
在市場驅動型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關系不再是“此消彼長”，而是“美美與共”。“與鄰為壑”的舊思維，也隨之讓位於“融合共贏”的新理念。這將進一步推動長三角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並在此基礎上帶來不同地區的福利增長。
這一輪的長三角聯動，還體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與政府的功能定位、公共產品供給的緊密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平湖等地全面接軌上海，提供瞭一個理解政府—市場等關系變化的新視角，即在市場驅動邏輯顯著增強、區域間協調收益明顯高於成本時，不同地區甚至是跨省區的地方政府如何沖破地區間分割，以合作方式實現板塊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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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區域間協調的收益取決於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和制度質量，市場驅動型的區域協調發展很可能還會派生出一個重要產物，即激勵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為提高制度質量而推動改革。原因在於，同一板塊的鄰近地區中，有些地區地方政府率先改進公共產品供給和降低交易成本，有些地方政府卻並未這樣做，前者將很容易形成要素集聚效應和產業升級效應，這會對後者的發展形成挑戰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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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平湖和南通等地出臺全面接軌上海方案，很可能預示長三角地區將迎來新一輪地方政府制度質量的互促互進。在此過程中，作為長三角地區發展領頭者的上海不是“旁觀者”，而是“示范者”和“參與者”。不僅需要繼續在技術、制度和理念創新等方面保持引領地位，而且需要以合作姿態展開與鄰近地區的對接。唯有如此，平湖等地的全面接軌上海方案才能產生更加積極的區域協同發展效應，上海才能在更富有市場驅動色彩的區域協調發展進程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常務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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